求是网评论员：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

他注重"以他者的立场来观察他者"和理解他者，反对把法律移植作为法律差异的"简化装置" ，防止在普遍主义信念的支配下制造一种关于法律变迁的"人造景观"。

当这样的思维变得更为普及、流行之后，法律推理将变得更为形式理性化。[41]面对适用个体化规则的不同案件，由于信息的细节差异很容易被认知，如果要求人工智能提炼出一般规律，则更容易遭遇过拟合的困境，将某些个案中的信息放大而当成了一般特征。

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，由于信息成本的约束，人们进行交流时传递的信息量较小，因而只能处理概率性较大的事件。潘庸鲁：《人工智能介入司法领域的价值与定位》，载《探索与争鸣》2017年第10期。[10] 二、效率导向推动下人工智能在法律活动中的应用 从将人工智能作为优化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制出发，对于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关联，很容易将其作为一种法律活动的辅助工具加以理解。四、人工智能语境下法律规则形态的重构 人工智能的运用，不仅仅导致公众对于法律认知的模式形成了重构，还会进一步对法律规则本身产生实质性的重构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人们从平台获取法律运作结果的预测，由于此前的认知与反馈都可能成为积累下来的数据，其获取的结果正是人工智能学习这些数据之后形成的结果，这种结果不是一般性的，而是与具体的个人数据联系在一起。

而在信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揭开了无知之幕之后，人们可以确定参与博弈的对方的相关信息，因而进入到重复博弈中，每一项行为的评价与回应都不会是孤立的，而是和此前的行为结合在一起，因而引发相应的对策。无论以何种形式，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应用都离不开大量数据的吸收与处理。政策导向法律的出现以及行政法的发展，特别是大量被变相赋予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行政机构的出现，破坏了早期的法律自治。

三、民主型法治与非民主型法治 问：您不同意按照时间维度，把法治分为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，主张把法治分为民主型法治与非民主型法治，这两种法治类型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? 答：我的分类虽然带有"理想型"的色彩，但是也观照了人类历史的法治实践。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到了，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，从法治的角度，您认为应采取哪些办法? 答：我认为应从法治人手，根本上解决公共权力的来源、监督问题。增强权利意识的重要一点就是明确自己有哪些权利，并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。在生活上，一些掌权者派头十足，处处炫耀特权。

或者失信，余下选项便只有法治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专门监督机构尚缺乏效能。

从某种角度讲，这营造了推动法治发展的氛围。对其违法行为，可诉诸司法，依法追究责任。三是对法治价值旨向问题仍然存在误解。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? 答：的确，法治观念对于制度的运作十分重要。

当然，"人民"是个政治概念，从法律角度，应使用"公民"一词。到"文革"时期，法律虚无主义达到极端，司法机关被砸烂，法律教育被停止，法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工具，公民权利被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。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，民主和法治也处在初级阶段，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，即强调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强化程序正义的观念，而不应超越历史发展阶段，在民主形式法治没有得到发展的条件下，超越阶段地追求民主实质法治。在中国，它要将发达国家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历史，浓缩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，它在追求效率的同时，必须兼顾公平。

首先追求功利主义的效率，然后再关注公平问题。民主实质法治则主张超越形式平等，对于处于弱势群体(如残疾人、失业者、少数民族以及妇女儿童等)给予特殊关照，追求结果的平等，至少尽量缩小不平等的差距。

同时，这种效率会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，结果导致无效率。现代以来，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多元化，治理社会的方法趋于理性化，追求科学化，宗教的统治让位于世俗的统治。

与一般群众监督相比，新闻媒体监督已经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。没有制约机制的监督往往难以行之有效，即使存在监督机制，也不过是专制体制下那类皇帝操纵之下级上对下级的单向监督，即皇帝本人则不受监督。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，主要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神治，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是作为"安拉意志"的宗教法。上级检查，本来没有牛的"养牛一条街"。但是，目前法治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问题有三：一是口号太多，"依法治X"成了套话，许多研究都是对领导有关讲话的诠释。通过类型化的方法，抽象出纯粹的类型，以获得一种分析工具和解释的框架，从而有助于使分析具有系统性，使解释具有理论深度。

待人诚实，严守信用，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所提倡的美德。同时，追求实质正义往往会成本过高，代价过大，影响效率，有时即便不惜代价，亦难查获事实真相和求得实质正义。

第三，正像民主有不同类型一样，法治也有不同类型，依照是否以民主为基础，可以分为民主型法治和非民主型法治，现代法治通常是民主型法治，古代法治既有非民主型法治，也有民主型法治。例如，美国的"水门事件"和"伊朗门事件"等政府高级官员的违法行为就是由记者检举出来的。

比较而言，制度的建构较容易一些，在短时间就可以完成，但是，旧观念的改变和新观念的确立却要经过很长时间。二是多元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，而其他社会并不同时具备这两个要件，因此就没有能够产生现代法治。

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，人们在利益、愿望和要求上，既存在共识，也存在冲突。当然，近年来全国人大和有些省、市的人大在这方面有很大进步，但与人大应有的权威和作用相比，还有很大距离。本来，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，政府的权利极大，公民的自由空间很小，因此，法治的主旨注重限制政府权力，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。掌权者应该树立一种自我反思、自我抑制的平民意。

但是，一些地方的个别领导，却把依法治国片面理解为对下严格要求，严加管理，严厉制裁，对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，甚至个别地方以具有法律效力的"规范性文件"，私自增加农民或企业的负担。具体讲，在效率与公平这对关系上，民主形式法治偏重效率，民主实质法治偏重公平。

民主实质法治在重视有法可依的同时，更注重法律的内容，即坚持法律应为"良法"。实践证明，在不能适用直接民主制的条件下，各级党、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和制约是必要的，只要存在任何一个不受控制的个人或机构，民主制法治就不能存续，存在的只能是非民主的法治。

到了资本主义晚期即所谓福利国家时代，则强调以民主实质法治的价值。我们新闻媒体监督中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先审查制度。

要解决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，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，将这种制度法律化。答：人们在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时，为了能够把握现象的主要特征，抓住问题的核心，通常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抽象和归类，类型化的方法是其中一种常用归类方法。第二，在形式法治下，法律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得到突出强调，反对个案处理与特殊关照。问：您提出了不同的法治类型，这使得对法治的分析有了基本框架。

不过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指出的两个因素，确实对现代西方民主型法治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他的研究结论是，西方现代法治产生得益于两个因素，一是超越实在法并成为衡量实在法合法性准则的自然法观念。

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西方法治理论的引进。在实质法治下，为体现个别公正，常打破法律的一般性与普遍性，给予特殊关照。

乡下人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等待，甚至贿赂了门卫，但至死也没有能进去。问：人们在讨论文化时，通常有东西方文化之分，在法治问题上，是否有东方法治与西方法治之分? 答：我将法治分为民主型法治与非民主型法治意味着，不同意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这种时间划分，也不同意东方法治与西方法治这种空间划分。